李退溪（1501—1570年）是韩国李朝前期中国朱熹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说被称为退溪学。李退溪是继孔子、朱熹之后儒家思想的代表者，退溪学是十六世纪后东方文化的体现。退溪学是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是当今国际学者研究东方文化的热门课题。
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东汉初年，儒学传人朝鲜半岛，在其三国（新罗、高句丽、百济）时期（公元前1 8一公元668年）曾为国学。中国到了唐宋时代（约七至十一世纪）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适应社会性质变化的需要，正宗思想儒学改变为理学（新懦学）的形式，这就是今天学者所说的“第二期儒学的发展，也就是中国的宋明、朝鲜的李朝到后来日本的德川，理学成为地道的东亚文明的体现”（杜维明《儒家哲学与现代纯》、《论中国传统文化》第9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理学形成后，很快在韩国发展壮大起来。
杨时（1053一1135年）是宋明理学的中坚人物。鉴于北宋的危亡，理学在北方无法存在，杨时把理学移植到南方，使理学在南宋发扬光大起来，形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宗思想——朱子学。杨时使二程洛学发展到朱熹闽学，他是闽中以至南方理学的开创者，为而后理学（闽学）的东传韩国、日本创造出了条件。杨时在中国以至东亚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早在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即北宋灭亡前三年的苦难关头。韩国高丽朝（918一1193）国王非常关怀杨时，当时宋朝派路允迪出使高丽朝，其国王即问之日：“龟山先生安在?”使臣回国后向朝廷传达，即有“旨召为都堂审查，先生以疾辞”。当时杨时正在江苏毗陵，“闭门不仕”，专心著述讲学，年七十一岁。（以上均见《宋史》杨时本传）
理学传人韩国，到了李朝（1392-1910年），中国朱子学韩国化，出现了以李退溪为代表的韩国朱子学。退溪学是韩国朱子学的成熟形态，是此后韩国的正宗思想。在李退溪学习和研究中国朱子学的过程中，每每提及杨时。退溪学的形成是和杨时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分析退溪学的形成，应从李退溪于十九岁时读明人胡广编的《性理大全》和二十三岁时读南宋真德秀编的《心经》开始，此两书中就有杨时的言论。他读了这两书，“始知性理之学体段自别”（《言行通录》，《增补退溪全书》第4册第23页，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78年影印本）。”心法之精微”（同上第169页）。
李退溪在给人的书信中，反复强调读《论语》要按照杨时的教导，全篇都是“大要大旨”（《答李宏仲》，同上第2册第222页），不能分主次。他说：
“先以一仁字包笼一部书（按指《论语》），为其要旨，吾恐所得非真要旨，而反失正意，终无实得也，昔有人请杨龟山讲当读何书，龟山曰：‘读《论语》。’其人间《论语》中何者为要切，龟山曰：‘皆要切，但熟读可也。’朱子每称叹此语，以劝学者。”（同上）
“或问于龟山日：‘《论语》二十篇，何者为要切?’龟山日：‘皆要切！’”（《答李仲文》，同上第1册第299页）李退溪就是按照杨时的这种教导读《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并知之即践履。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上。他深有体会地说：
“于言仁处求仁之理，言义处求义之理，言孝悌忠信处求孝悌忠信之道，逐处研究，逐事践履，积久渐熟，以至于融通。发现所谓大要大旨者将不待作意求索而自得之矣!”（《答李宏仲》，同上第2册第222页）
李退溪在讲到读《大学》时，认为“龟山以为此特论其所存而已，未及乎为政也”（《重答黄仲举》，同上第l册第481页），即《大学》只讲修己、至善（体）；而他自己“以为《大学》一书为存心出治之本”（同上）。“《大学》修己治人、体用该载，则固然矣》（同上）。李退溪是在杨时对《大学》内涵体认的基础上发挥的。
最能说明李退溪思想体系的，是他于李朝宦祖元年（1568年）十二月向朝廷进献的《圣学十图》，这是他晚年成熟思想的结晶。他融合中韩新儒家思想的精髓，构成他自己思想的逻辑结构。《圣学十图》的第二图是《张子西铭》。《西铭》为北宋理学家张载所撰，南宋程林隐绘成图，李退淫采人为其十图之二图。李退溪是依据杨时对《西铭》的解释的。李退溪在《圣学十图·西铭图》中说：
“龟山杨氏曰：《西铭》，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等耳。”（同上第1册第200页）。
杨时这段话在朱熹《西铭解》（见张子全书》卷1）内。其所引孟子见《孟子·尽心上》。由此，李退溪指出，《西铭图》是从体悟“求仁”（同上第201页）中，“方见得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真实如此处，为仁之功。始亲切有昧，免于奔荡无交涉之患。”（同上）《西铭》和《西铭图》中之谓人与天地万物为体，就是“理一分殊”的关系，即“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蔽。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旨也。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立，而推理一也。”（同上第200页）这就是说，从道德伦理角度来说，人物以天地为父母，天地以人物为子女，因此以乾为父、坤为母，有生之类皆然，这便是理一；人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便是分殊。
《西铭》以乾(天)、坤(地)为其首，是以《易经》乾（天）、坤（地）两卦开其宗为根据的。因此，李退溪在《西铭考证讲义》中特别注意杨时的有关的易学思想。他说：
“《易·廉卦·大象》日：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杨龟山上伊川第一书，疑《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流弊遂至于兼爱。伊川答书，深言其理分殊，仁义兼尽，非墨氏之比以晓之。龟山稍悟前非，于第二书引此语以明《西铭》推理存义之意。意虽不失，语有未尽。故朱子特举其说而解说之如此，以发明龟山来尽之意。则伊川指示龟山之微旨始无余蕴矣！熹既为此解下。程于答龟山书及朱子《延年问答》，诸说发明《西铭》之旨，仁义之理至为精密。”（《陶山全书》第1册第215页。韩国退溪学研究《退溪学丛书》1988年影印本）
由此可见，李退溪的“理一分殊”思想，是在综合研究了杨时以及二程、张载、朱熹等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而形成起来的。
较早的理学家如周敦颐、程颢，主张静坐，以收敛身心，达到理会儒家道德伦理的目的。稍后的程颐、朱熹，认为主静、静坐易与佛、道相混淆，把主静改为主敬。而二程的学生杨时等，仍以静坐为修养道德伦理的方法。李退溪特别强调，理学家杨时等人的静即敬，与佛、老的静根本不同。他说：
“要之，明道（程颢）言静，即敬字之意。伊川（程颐）恐学者未悟，故加别白焉。其后如龟山、如豫章（罗从彦）、如延平（事侗）一派，皆予静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而上蔡（谢佐良）谓”多着静不妨，此非明道之教乎？至和静（尹焞），始终一个敬字做去，岂非伊川之教乎?”（《抄医闾先生集附白沙阳明抄后复书其来》，《增补退溪全书》第2册第336页，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78年影印本）
这就是说，杨时等人的静和尹焞的敬是一个意思。不过，李退溪也指出，杨时过于强调静坐、冥想也是个问题。“尝闻昔贤有议论过高者，亦未免此等病痛。如杨龟山极言道之商妙，而谓仁义不足以尽道，此即庄、列小仁义而以道为窈冥昏默之说也。”（《心无体用辨》同上第330页）。李退溪还明确指出，”也山之言苟沙佛、老处、晦庵（朱子）不隐。非徒龟山，虽延平之言有所差，晦庵亦不回护也。此理至公，着一毫私意不得也。”（《答南时甫》，同上第1册第267-268页）。
李退溪的后学申瀷等在《祭退溪先生文》中，谓李退溪一生德高望重有如杨时。他们说：“昔我先王，待士有诚。念兹作人，爰择老成。龟山雅望，允属先生。左训右箴，教告谆至。”（同上第4册281页）意思是说，我们去世的先王，对待士人有诚意。思念培养人才，选拔大德，具有杨龟山那样美好声望的人为师长，只有先生才具备这样的条件担此大任。先生对我们多方教训规劝，谆谆的敦诲无微不至。由此可见，杨时在李退溪和韩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了。
作者：高令印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