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杨时的四十二卷文集，可以窥见杨时一生都在以谋道为目的。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宣扬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一脉相承的宗法思想。他师事二程，深得秘传；学成南归，终身以传播伦理道德为事。他想通过道德教化来敦睦人伦。在他的伦理思想中，形成一个以教化道德为宗旨和政治伦理一体化的思想特色。
一、崇尚理想人格观
崇高的理想人格是两宋士大夫们所追求的。他们很希望每个人在通过自我的人格完善，来协凋个人同社会的关系，使整个社会处于安定和谐的情状邀种心态的形成，与当时经济兴败有着密切的关系。两宋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比唐有所发展，物质生产和财政收入，都超过盛唐。然而，财政危机却愈演愈烈。原因在于自宋真宗开华靡之风，至宋仁宗、神宗和哲宗近百年间，漫延不已。到了宋徽宗，更是有增无减，官吏贪污腐败日甚一日，民风败坏。面对人为的经济衰败，宋代理学家们不得不对社会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教化，提高人的道德水准，通过学习来完善人格。因为在他们心目申，圣人是精神境界最高，人格最完美的化身。他们一般都肯定圣人可学而至。周敦颐在《通书•诚上》里视”诚”为至高无上之宇宙本体，又说：“诚者圣人之本。”张载在《正蒙•诚明篇》中要求做到“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把天道与人道结台起来，就达到最高精神境界。二程也肯定“圣人可学而至”，达到“尽性至命”境界就是圣人。当时，伊洛二程理学思想的成就和道德人格的完美已被社会所承认，因此名声很响。而自弱冠时就以道学自任的杨时，自然具备着渴求完善道德人格的思想基础，所以两次调官不赴任，往颍昌、洛阳以师礼拜见二程。宋熙宁九年（1076年），杨时中进士，次年，朝廷调他去做官，他以病为推托不赴任，到颍昌首次以师礼见程颢。杨时在《见明道先生书》中说：“末世以来，诸于百家异端并起，是非纷错，无所考正。士之始学者如适九达之衢，纵横曲折，眩然奠知所之，非有道在前，则终身未其至也。”显然认洛学为正统。他第二次调官不赴任是在宋元祐八年（1093年），四十一岁的杨时得知伊川“理一分殊”的哲学命题，又绕道往洛阳拜程颐为师。杨时两次不赴任，绕道求师，说明他努山向学，注重伦理道德的吸收与培养。他在从师过程中，所学到的仁德思想具体地表现在他的行动上。1、他深深在恪守师生之义。他说：“从师，必见其可师焉，而后从之，既得其传，则终身守之，不可迁惑也。”（《杨时集》卷十八）他这种尊师无向背，后人对他评价是：先生为程门高弟，游、杨、尹、谢四先生中，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信道最笃”（清•张伯行语）。据说，宋徽宗皇帝赐匾日：“笃钟理学”。2、对老师礼敬有加。“独以大宾敬先生”；程颢去世，他悲痛万分，发讣告，设灵堂，摆灵位，哭悼老师；他那“程门立雪”之事已成为千栽佳话传于后。
杨时完善人格、崇尚德行的目标不只是自己，而是全社会。他希望君臣能纳德之谏而人德政，庶民通过教化而进仁德。
1、以奏议、疏陈助君明德
杨时说：“臣阐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于天下，无二道也，本诸诚意而已”（杨时集》卷一《上渊圣皇帝》）。
这是杨时给渊圣皇帝的上疏，明确地强调最高统治者的道德修养的重要。一个国君，能达到“诚意”、“正心”和“修身”，就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君的人格完善，唯一途径就是修养。如何修养呢？首先必须体认“圣贤气象”，通过格物穷理来得出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所然者之故。要想“明明德于天下”，就应该穷理，因为穷理是贯通道体、理、性、命、心的桥梁。只有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达到天人合一，万物与我同体的其乐无穷的“道通为一”的境界。国君若具备了“自一身之修”，然后运用“推而至于天下”的方法，也就掌握了“仁”的方法了。“推而至于天下”，一是以自己的所欲来推知他人所欲，从自己的需要、情感、动机、月的、意志和信念，来推知他人的需要、情感、动机、目的、意志和信念，国君若具备这种“仁德”，那么普天下人自然就会仿效。国君以德正己，百姓就会从而归善，整个社会就会处在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之中，以利于整个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也就象孔子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杨时的这一方法论对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当时，是否行得通，值得怀疑。但它毕竟对道德修养方法论的完善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其积极意义也就在这里。
2、教化百姓，敦睦人伦
教化百姓，敦睦人伦，是杨时的目标和宗旨。他学成回东南，首先想到的事就是创办书院，聚徒授课。江苏的无锡东林书院，常州龟山书院；福建的将乐含云寺。南平书院，邵武和平书院，武夷山的武夷精舍等都是杨时聚徒谈经之所。同时，广东、湖南、浙江、江西等地也都留下他殷殷教学之情。杨时在讲学中，主要传播以“仁”为核心，以礼、忠、孝、节、义为规范和温、良、恭、俭、逊等德目。他说：“易日：‘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用不节，则必至於伤财；伤财则必至於害人。救思爱人，必先节用”。“温良恭俭逊，盖常德也……为天下国家者，欲与之共政，舍常德宜无足与也”（《杨时集》卷五）。这些德目形成了一个不同层次，不同等级，不同领域的规范网络，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规范体系，起到了陶冶人的品性，变化人的气质作用，以达到敦睦人伦的仁德修养风貌。杨时希望学生能成为“万物备吾身”的“君子儒”（《杨时集•勉学歌》），强调学习人德的主动性。他说：“生知、学知，以至困学，虽其质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为学之为贵。困而不学，然后为下。”（《杨时集•语录》卷十）又说：“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同上）“学”，主要是学习“四书五经”，人通过学习，
坚持不懈地广求知识，剔除可疑，留下纯真，这就建立起明善进德的品行，通过学而至圣人。
杨时的殷殷教学之情，培育了桃李遍天下。他的弟子有一千多人，其中成了著名学者大部分都在东南方。如罗从彦、陈渊（沙县人）、胡宏、刘子翚、刘勉之、胡寅（崇安人）、廖刚、廖天觉（顺昌人）、李郁（邵武人）、吕本中（江西学派，安徽寿县人）、萧凯（浦城人）等。这些门人又传门生，在东南一带形成了理学圈。它使人知自励，尽洗前陋，而仁人志士，清操直节、讲伦理道德者活跃于世。杨时积极培养人才，为提高整个民族素质，进行了不懈地努力。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不仅对当时社会，就是现在以至将来都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杨时除了授课传徒造就一批仁人志士以外，还致力著述立说。传世于千秋万代，著述精神可佳，至耄耋犹不辍。他的著作颇丰，在他的老师、同学中可谓是饺饺者。他通过阐发《经筵》、《春秋》、《孟子》、《三经》、《史论》和解释《中庸》、《论语》、《大学》等经书，来建立他的理学思想体系。著有《中庸解》、《沦语解》、《易解》、《札记解》、《周礼解》、《书解》、《经筵讲义》、《春秋义》、《孟子义》、《校正伊川易》、《三经义辨》、《字说论》、《日录论》、《史论》、《奏议》、《诗》、《杂文》等。后人在以上著作的基础上，加上序记、传记、年谱、像赞、奏章、疏请、行状及附录，跋文等编成四十二卷《杨时集》。
二、重义弃利和清操直节观
杨时有重义弃利的美德。他说：“君子有舍生而取望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电。小人反是。”（《杨时集•语录》卷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就只有牺牲自己的物质需要，去追求更为崇高精神需要。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在义和利的关系上，杨时认为义重于利，强调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他说：“或谓：‘人当无利心，然后为君了。以此自为可也，以此责人，恐不胜责矣。人但能于得处知辨义理，亦自难得。故孔子以见利思义称成人，而以见得思义称士焉。此其辨也。”’（《杨时集•甚录》）这里的“义”即是道义。一个人只要认识到人的最高需要是道义需要，最大的价值是道义价值，那么就会自觉地进入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君子儒”境界。杨时这种思想在民族的危急时刻，对陶冶民族性格，提倡爱国精神产生过积极的意义。
杨时注重清操直书。他说：“君子之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已。直则无所事矣……学者必欲进德，则行己不可不直，”（《畅时集•语录》卷十）直。即正直，正直也是人生的一大美德。何为正直呢?韩涛外传七道：“正直者，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志，不为危激行。”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顺道丽行，顺理而言，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这就是直！杨时说：“直之为义，如必有事焉之类，不相似，既日未得夫直，则所养无本，则是以直为气本也。得夫直矣，养此可也，则养直而已。”（《杨时集》卷二十一）杨时非常重视立志作人，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君子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有直，学者必欲进德则行已不可不直。里所讲的直是清操直节，所讲的养气应是养浩然之气、民族气节之气。所谓“气节者，天地之正气，与日月争光，山河同寿”。（清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七）“浩然之气”是一种精神力量，它集义所生，行直所至，使人伟岸独立。正因为杨时具有这种伟岸正直的美德，在上疏中敢于议论褒贬，无所顾避。如当朝太师“六贼”之首蔡京，权大势火，干尽了蠢国害民之事，杨时在余杭任知县时，就上书商言不讳地反对蔡京在余杭夺占良田为其母建风水宝地的恶行此外，他在上疏中反复强调要孥戮不战而遁的童时和坐视不救的姚古之流，以振国威。
杨时这种贵正直、重人格，从不阿世求容的道德风貌对后来的儒者哲人影响深刻。明清时，东林党人敢于“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当权派．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的势力——黄门阉党抗街，力讦魏忠贤、崔呈秀之流的秽状劣迹。高攀龙在《告杨龟山先生文》中云：“进则正言直谏于朝，退则明善淑人于野；丹心矢谒于少壮，索节不改于暮龄。”他们在奸党酷刑面前，誓死不屈，在国难当头之时，舍生尽忠，都是在继承和发扬“杨子谈经”高风亮节的具体表现。1962年，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巡视无锡，涉足东林书院，挥毫作诗肯定地说：“东林讲学继龟山，高顾声名旧史传。景仰昔贤风节存，瞻楹履阈学弥坚。”
三、主战爱国观
主战爱国是宋朝理学家们共有的特质，杨时亦然。他说：“圣人之以天下为心者”、“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作为已够格从祀孔庙的扬时自然进人了圣人的行列，他所想到的是普天下人民的安居乐业问题，所以，当民族危亡之际，他没有任何反映是不可能的事，宋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金人大举南侵，杨时闻讯，立即呈上《论金人入寇》疏，提出“严为守备”和“收人心为先”两件积极建议。说：“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足恃也。”（《杨时集》卷一）“今日之急务，惟政事之未修，边陲战守之未备”，“专修政事．振军律，练兵选将，为战守之备。”
（同上）杨时的这些建议，宋徽宗并未接受，在金兵入侵之际，慌忙退位，与奸臣蔡京逃往镇江。
钦宗继位，任杨时为著作郎兼经筵侍讲。时值金兵包围汴京，朝廷和战意见不一，杨时警惕性很强，即上疏日：“金人驻兵城外，须求无厌，迟回不去，其心叵测，请和之议未可尽倍，尤当严为之备。”（同上）
杨时好友李纲怀着“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的决心领兵守城，指挥作战，杀退金兵。是时，朝廷派李悦为使臣出使金营讲和。一向怯懦的李悦到了金营，事事唯命是听，“不惜一辞”对宗望所提出的“索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等各万匹，缎百万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才肯议和”都全部采纳。而钦宗、李邦彦、张邦昌之流居然也主张全部接受受。杨时很愤慨，认为“朝廷欲专守和议，以契丹百年之好犹不能保，能保此强寇乎？”极论“朝廷许与金银以千万计，秋高马肥，乘间而来，责其偿者，彼不为无辞矣，当是时，金银不可复取之于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河朔为朝廷重地，三镇又为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迄于艺祖、太宗，百战而后得之，其艰难甚矣……今以三镇二十州之地与之，贯吾腹中，则一方面边袭而三矣……其距京城，无藩篱之固，寇骑疾驱，不数日而至，又非前日之比，岂不殆哉”（《杨时集》卷一）“金人驻兵磁，相，劫掳无有纪极，破大名戒安一县，驱掠子女二千余人，杀令佐二人而去。誓书之墨未干，而背不旋踵，吾虽欲专守和议不可得也。”
杨时的这些谏言有很强的洞察力。如绍兴九年（1139），也就是杨时去世后5年，宋金和议成立，宋向金称臣纳贡，金向宋归还黄河以南，陕西旧地。可是，和议还不到一年时间，金方就撕毁和约，派兵南下，金军终于占领了开封。
总之，杨时在面临辽金的侵压，上疏朝廷，反对投降，直言不讳，所陈均关系到国家命运、民族存亡的大事。排和议，主张抗金，保护国土完整，不受外来侵略，百姓安居乐业，这是爱国之情，正义之举。因此，杨时的“主战”是“仁”和“义”的具体表现。
四、仁政爱民观
杨时在为官期间，能以六经为准绳，以仁政为信条，所到之处，都有能声。杨时在州县，先后任过司法、推官、县丞、教官和县令等职。他关心国运民瘼，守正不阿，有惠政于民，深得士人景仰与爱戴。如：哲宗元祐三至五年（1088-1090年），在虔州任司法，“虔守楚潜议平允，而通判杨增多刻深，先生（杨时）每从潜议，增以先生为附太守，及潜去，后守不持平，先生力与之争，方知其有守。”（《宋元学案•龟山学案》）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杨时任浏阳知县，值多灾，先后上书有司反映灾情，为民请赈济。由于漕使胡师文妒忌安抚使张舜民礼遇杨，妄加“不催积欠”罪，时被诬告去职而无憾。（同上）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杨时任余杭知县时，蔡京“葬母余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同上）杨时以一个小小地方知县，公然抗拒和蔑视当朝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权贸，实属难能可贵。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杨时任萧山知县时，修水利，缓解当地积年之早涝，使民得灌溉之利，离任后，“邑人重其名，多画像事之”（同上）关于他惠政于民之事，《宋史•杨时传》记日：“历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
杨时的政治观还有可贵的一面，就姓爱民观，他说；“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则本摇矣。”（《杨时集》卷四）“民”既是邦本，则必须宽政爱民。他提出三个方而的措施：其一，“爱人节用”。北宋末年，官僚机构宠大，税收机重，加上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杨时主张“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其二，取用适时，他说：“用之或违其时，使力者不获自尽，虽有爱民之心而民不被泽矣。”（《杨时集》卷五）当时，茶盐二法是争论较大的问题。蔡京主张把茶盐二税统入国家收入，目的是他自己想从中牟利。杨时却极力反对，主张毁弃茶盐二法，或宽禁之，以保证贸易自由，减轻民众的负担。他说：“自崇宁以来，为害之甚无如茶盐二法。”“今日茶租钱……若未能尽驰，其禁犹当可宽也。”（《杨时集》卷四）其三，使民有常产，爱民就必须使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他说：“民无常产则无常心……使天下人务有常产”（《杨时集》卷十五）。
杨时为了更好地施行“爱民”的政治主张，提出了非常进步的法制思想。他说：“法者天子与天下公共也。”（《杨时集》卷十一）这种提法实为进步之思想，与维系几千年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信条相悖，足见其难能可贵之处。而对于执法，他更是一丝不苟，态度严肃。当时童贯、姚古之流贪生怕死，对女真族卑躬屈膝，投降妥协，在用兵关键时刻却逗留不进，弃军而遁。杨时立即上疏曰：“严军律，明军法，诛童贯，正典刑，”义说：“军无纪律，士不用命……童贯为三路统帅，弃军而归，在军法孥戮之有余辜矣，”（《杨时集》卷一）姚古用重兵为援，却逗留不进，杨时极言：“今姚古坐视太原危急而不救，死有余辜，释而不诛，则无以振国威矣……诛姚古以肃军政。”（同上）
杨时在政治观中很强调廉耻的道德风貌。他说：“盖廉耻，自君子所当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赃。’不受赃，岂分外事乎?”（《杨时集•荆州所闻》）
总言之，杨时一生谋道的目的就在于提高人的素质，使人具备所谓“圣人”的道德风貌。提高人的素质，就必须解决人生的各种矛盾问题。为此，杨时从伦理的路子人手，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积极弘扬志节、操守、正直、人格、仁政爱民、尊师重道的美德，对人进行了正面的教化，以达到敦睦人伦。但对于那些不以国家百姓利益为重的祸国殃民者，他主张或抵制之以正风气，或戮孥之，以正典刑。杨时的这些观点和主张很值得人们去发掘、整理，运用马克思毛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以便得出科学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