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宋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将乐县人。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调汀州司户，不赴，往师程颢，颢死，复师于程颐。曾任徐州、虔州司法，荆州府教授，浏阳、余杭、萧山知县等。徽宗时，以荐召为秘书郎，迁著作郎，除迩英殿说书。钦宗时，除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又兼国于监祭酒。寻改给事中，除徽猷阁直学士。高宗时官至工部侍部，除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归，以著书讲学为事。卒谥文靖。著作有《书义》、《周易解义》、《礼记解义》、《春秋义》、《大学解》、《中庸义》、《论语义》、《孟子义》、《列子解》、《庄子解》等，而最重要的是《二程粹言》和《龟山集》。
杨时是我国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发展演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他“学传东洛，道倡南闽，群邪冀正，继生开来”，“有功于前圣，有功于后学”，（明程敏政•《杨龟山先生通纪》）被推崇为“程氏正宗”（清康熙为将乐龟山书院题名）、“八闽理学之始”（清蒋垣《八闽理学源流》）。“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南平县志》懦林传第24）人生在世便名扬四海的人为数不多，而远在1123年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宋使臣路允迪、付墨卿出使高丽（朝鲜）时，高丽王便向中国使者询问杨时近况，足见杨时活着的时候声望已远及海外。（《宋史•杨时传》）他的贡献主要有：
一、尊师重道，追随二程（程颢、程颐），载道而南，完成了由洛学到闽学的过渡。
明何乔新《道南祠记》载：“矧七闻僻在南服，自薛令之以进士举，士知科目之荣矣。自欧阳詹以文学显，士知文章之重矣。至于道学之说，则概乎未闻。及河南二程夫子得孔孟不传之学于遗经，其学则行于中州，来及南国。（龟山）先生以绝伦之资，生于此邦，闻程夫子之道，北之河洛而学焉，穷探力索，务及其趣。及辞归，程子送之日：‘吾道南矣’。故一传而得豫章，再传而得延平，三传而得紫阳朱夫子，集诸儒之大成，绍孔孟之绝绪，其道益光，而西山蔡氏，勉斋黄氏，九峰蔡氏，北溪陈氏相继而兴，闽之道学遂与邹鲁同风，其波及四方者，皆本于闽。呜呼盛哉，揆厥所自，先生之功大矣。”（《南平县志》卷13这一记载说明了三点：第一，当时福建地方偏僻，文化开发较迟，是杨时听说道学的奥妙并亲自去河南向二程夫子学习，才把北方和中原文化引进福建，实现了从洛学到闽学的过渡；第二，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集诸儒之大成”，建立起一个大精深的考亭学派，使“其道益光”；第三，在西山蔡氏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福建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成为堪与孔孟家乡相媲美的“海滨邹鲁”。
杨时是如何载道而南，学连洛闽呢?
元丰四年（1081），扬时被授徐州司法，“闻河南程明道与弟伊川讲孔孟绝学于河洛．遂弃仕，与建安游君定夫往颖昌，以师礼从学焉。”（宋吕聪问《书册》）自此后，师生之间来往密切，经常书信切磋，训论理学问题，象元丰五年（1082），有《寄明道先生问〈春秋〉书》，元丰六年（1083）有《与明道先生二十三郎书》、《与明道论（春秋）书》等等。元祐元年（1085），杨时获悉程颢逝世，“设位哭于寝门，而以书讣告同学。”（《南平县志》儒林传第24）元祐八年（1093），杨时已41岁，在赴湖南浏阳任知县途中，又一次不辞辛劳，与游定夫绕道洛阳，拜程颐为师。一日，伊川偶瞑而坐，公与定夫侍立不去，及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出门，雪深一尺。”（宋吕聪问《书册》）杨时这种尊师重道的精神一直流传至今，“程门立雪”的成语也由此而来。之后，师生俩书信频繁，探讨理学问题也更加深入，这些在杨时与诸友通信中、墓铭中以及著述中多次可见。在程颐“以罪流窜涪陵，其垂言立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杨龟山先生集》卷25），士大夫之间盛行佛学的情况下，杨时仍跟“洛学”不变。杨时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清福建巡抚张伯行说：“先生为程门高弟、游、杨、尹、谢四先生中，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杨龟山先生全集序》）二程对杨时也十分赏识。明道经常对人夸奖说：“唯杨君最会得容易，独以大宾敬之”、“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望客曰：‘吾道南矣。”（《龟山先生年谱》）
明文渊阁大学士邱浚对“吾道南矣”的历史意义有一段精辨的论述：“惟龟山先生之行，（程子）特发为‘吾道南矣，之叹。所谓南者，非道始之南，道终归于南也。嗟乎！先生之归，岂但儒道随之而南哉！曾几何时，而世道亦从而南，中原遂沦于夷狄，虽以嵩洛间人，亦不复知有程学。幸而奎文道脉，中兴于南。朱子者出，斯道乃大鸣于瓯闽之间，使天下后世，知有圣贤全体大用之学，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万世行之而无弊者，其功大矣。后人推原所自，咸归其功于龟山先生。”（《道南书院记》）地建立了一个广大精微的闽学思想体系和一个强大的考亭学派，不但促进了福建文化的开发，推动了我国文化重心的南移，而且使福建一度成为程朱理学的大本营和根据地。据《宋元学案》记载，宋元两代福建理学家共156人。当时的确是“中原文献，十九在闽”，“朱子门人半天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时确实不愧为“倡道东南第一人。”
二、兴教立学，教书育人，开聚徒讲学新风。
作为学连洛闽的鼻祖，杨时首先是通过兴教立学开始倡道东南的活动的。《宋史•杨时传》中指出，“时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也就是说，在他八十三年的人生历程中，用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来孜孜从事理学的研究与传播，而且身受真传，造诣尤深，功绩卓著，泽被后人。他首创龟山书院（后改名东林书院），聚徒讲学，宣扬洛学，“弟子千余人”，称为‘南渡洛学大师”（《朱元学案•龟山学案》全祖望按语）明顾宪成在《请复东林书院公启》中说：“有宋龟山杨先生受业二程夫子，载道而南。一时学者翕然从之，尊为正宗，考锡乘，先生常讲学是邑十有八年，建有东林书院。”他还先后在江苏、浙江、湖南、福建讲学，弟子千余人，著名的有王蘋、吕本中、关治、罗从彦、张九成、萧觊、胡寅、胡宏（传张械）、刘勉之等，成为南来初期最有影响的学派，被东南学者尊为“道南第一人。”王云五《杨龟山集》原序载：“自先生（龟山）官萧山，道日盛，学日彰，时从游千余人，讲论不辍，四方之士，尊重先生也至矣。而波及四方者，能无溯源于闽哉?”此外，他还利用官学的渠道以学传世。他任荆州州学教授时，曾多次答胡文定问学书，“文定亲承指授，以之而传春秋”（《杨龟山先生通纪》卷1）。晚年他任国子监祭酒，极力提倡道学。即使在主持浏阳、余杭、萧山三县之政事时，也”小忘秉教，一州人才彬彬辈出。”（《杨龟山先生通纪》卷1）正如杨青先生在《“延平四贤”新探》一文中所说“自杨龟山载道而南，各地的书院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聚徒讲学之风大盛。”据王云五《杨龟山集》原序载：”宋名儒辈出，几以百记，鼓吹正学，羽翼圣经，上传洙泗，下接濂洛，海滨之士，称邹鲁焉，然破荒开辟，实自龟山先生始。”另据《嘉靖延平府志》风俗篇记载：“延平府民俭啬质直，建学独先于天下，五步一塾，十步一庠，称为邹鲁之邦。诸儒讲明道义遗风余教犹未泯。”《将乐县志》风俗篇也有记载：“至宋龟山载道南归，而乡邑重道，读书进取，间有魁元，砥励名节，后先相望。”这一优良风气的形成，固然是“延平四贤”及其门人后学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作为倡道东南、学连洛闽的开山鼻祖杨时，其兴教立学的积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杨时在聚徒讲学的过程中，还十分注意教书育人。他提倡德育与智育相结合，读书与做人相结合，学与用相结台，强调“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问圣贤所得之道。”（明田顼《府城隍庙大殿左重建豫章书院碑记》、《南平县志》卷14）他还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杨龟山全集》卷6），把个人修养与实现理想社会联系起来，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主张学以致用，践履崇实。他曾教育其女婿李郁说：“学者当知古人之学何所用，学之将何用。”（《宋元学案•龟山学案》）他还教导罗从彦，既要重视“为学之方”，更要懂得“学成要何用”，力戒“只要博通古今文章，作忠信愿悫不为非正义之士而已。”（《杨龟山集•语录》）他反对学校单纯按文章分数高低评定人才优劣，认为“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在利害上，为此作人要何用?”（同上）；他注意强调学习的丰观能动性和认识的重要性。认为“盖天地万物一性耳，无圣贤智慧之异”（《杨龟山全集》卷25），“古之欲明德于天下必先致知”，”欲致知非学不能”（同七）。在《劝学》篇中，他一再强调：“志学之士，学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深，无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日陈露于目前，而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同上卷2）为此，他极方勉励学生要珍惜时光，自强不息：“此日不再得，颓渡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念子方妙龄，壮图宣自强。（《将乐文史资料》第3辑），他还把认识方法和道德修养相结台，创造了一种既是“讲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的“默坐澄心”、“于静中体认大本”的独特修养方法，并一直为其门人周学所信守，被称为“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宋元学案、豫章学案》载：罗从彦初从龟山时，龟山“以饥渴害心令其思索，先生从此悟入，故于世嗜好泊如也”。罗从彦并以此教李侗。不难看出，罗从彦一生“严毅清苦，箪瓢隐居”，不为言语文字之学，不求闻达于世，而求洞明天理，治乱安危，是受了杨时的一定影响的。
三、承前启后，倾力著述，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儒学
杨时另一方面的重要贡献是把继往开来、传先圣之正道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倾力著述，以书传世。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我们民族的先人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共同斗争中长期的成果，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对于维系我国长期以来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是，随着专事洲诂名物的两汉经学笺注的日趋繁琐支离，加上汉唐以来的几次异族人侵和外来宗教的渗入，到北宋时期已日益衰落僵化。正如明何乔新所说：“孔孟既殁，吾道之不传久矣，士之为学，其卑者溺于训诂，不知性命道德之微，其高者淫于佛老，而惑其元虚空寂之说，岂复知有所谓道学哉。”（《道南词记》、《南平县志》卷13）明代倪俊在《重建风雩桥记》中也曾慨叹“自孟子没，圣人之道不传。世俗之儒，泥于章习，淫于佛老，逞私智以就功名，决性命以餐富贵，其于修正治人之道则懵然矣！”（《南平县志》卷13）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杨时开倾力著述之先河，尽其一生，致力于明道、传道、卫道，力图以书恢复孔孟之道的本来面貌，并根据时代要求作出新的解释，使之成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伦理思想。
首先，他致力于编辑二程语录。其动机正如他在给游酢的信中所说：“先生语录传之寝广，其间记录颇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删去重复与其可疑者…“稍加润色，共成一书，以传后学，不为无补。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龟山集》卷19）又说《伊川易传》“旧本西人传之已多，惟东南未有此书，欲以传东南学者，不叙其所以，恐异时见其文有异同不足传信也。”（同上）可见，他致力编纂一程语录的目的，乃在于试图通过这些书籍，把“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的纯正的二程之学传给后学。因而，他不仅对《伊川易传》作了认真的校订，而且述而有作，“变语录而文之”，即用较文雅的语言将二程语录改写戚《河南程氏粹言》。后来，《粹言》作为附录和朱熹编辑的《遗书》一起，被收在《二程集》中，累传至今，对孔孟之道的传播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杨时还注意把从二程那里师承下来的思想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语言，以自己著述的形式传给后学。据《将乐县志》记载，其著述有《学庸语孟解》、《易诗书礼解》、《用礼解》、《经筵阱义》、《易春秋》、《孟子义》、《投正伊川易》、《三经义辨》、《辨字说》、《目录论》、《列子解》、《庄子解》、《诗集》、《时集》、《杂著》等。而其中《三经义辨》、《目录论》、《辨字说》、《论〈春秋〉义》等均为其8l岁时所作。他82岁时，还同书给胡文定答复《伊川语录》的意见，83岁时还写了《浦城县学重修文宣王殿记》和《与忠定公李纲论性善之旨》等文章，可见杨时尽其一生，倾力著述之甘苦。
杨时的大量著述，在宣杨和普及孔孟思想，阐发孔孟之道的真谛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杨时对“理一分殊”这个理学范畴的提出以及在阐述“理一分殊”与体用的关系方面就有创造性的发挥。“理一分殊”这个范畴始见于程颐答复杨时关于张载《西铭》主旨的通信：《西铭》是“明理一而分殊”（《二程集》卷9），而非墨氏兼爱说。信中首次把“理一而分殊”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提了出来，但二程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第一个对“理一分殊”进行论述的是杨时。他说：“用未尝离体也，且以一身观之，四体百骸皆具，所谓体也。至于用处，则履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纳之于足，则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矣。”（《杨时集》卷11《京师所闻》）杨时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二者不同，但又是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杨时把“理一分殊”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曾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杨时集》卷《答胡康候》）杨时不但阐述了仁与义是理一分殊的关系，而且提出了“分殊”不明，则“理一”不精的重要思想，强调分殊，即强调“用”及其等差。他说：“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所谓分殊，即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分不能无等差。”（《杨时集》卷11《京师所闻》）他在《答伊川先生》中说：“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而平施之……何谓称物？亲疏远近各当其分。”（同上卷l6）这就为儒家爱有差等作了理论性的说明，从而认证了亲疏尊卑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杨时从体用关系出发对“理一分殊”说所作的创造性发挥，为尔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新思维，开辟了新道路。后来罗从彦把“理一分殊”的思想传播给李侗，李侗又把它传授给朱熹。在杨时的启发下，朱熹进一步提出理一用异说。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朱子语类》卷18）朱熹对杨时《龟山语录》“理一分殊”的阐释有很高的评价。他在《论西铭》中，称其“年高德盛所见始益精与”。清全祖望曾称赞杨时：’气象和平，议论醇正，说经旨极切，论人物极严，可以垂训万世，使不流于异端，岂不诚醇儒战。”（《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此外，杨时关于《四书》的阐述，对朱熹通过《四书集注》等先儒言论之大成来构筑自己理学的理论体系也是有根大贡献的。二程极力推崇《四书》，“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合通贯，无复余蕴。”（《宋史•道学传》序论）杨时师承二程，也高度重视《四书》。曾说：“余窃谓《大学》者，其学者之门乎，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杨时集》卷26《题萧欲仁大学篇后》），又说：“《论语》之书，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兹乎?”（同上卷25《论浯义序》）对《孟子》，也说：“《孟子》以睿知刚明之材，出于道学陵夷之后，非尧舜之道不陈于王，非孔子之行不行于事，思以道授天下，绍复先王之令绪．其自任可谓至矣。……世之学者，围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同上《孟子义序》）对《中庸》，则说：“《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道学之传，有是书而已”（同上《中庸义序》）……杨时的这些论述，对朱熹构筑闽学的理论体系有深刻的影响。朱熹正是通过《四书集注》来系统地整理二程的遗说，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周敦颐的“太极”，张载的“气”的理论，发挥二程“理”的思想，使二程的“理”本论更加精密和深刻，从而构成闽学的理论体系。据陈荣捷教授统计，在朱熹的权威性著作《四书集注》中共用了32个学者73l条语录，而其中引杨时的就达73条，位居第三。而且朱熹在《孟子序说》里还特别引述了杨时一段关于正心诚意的论述，作为注解《孟子》的提纲挈领性的|兑明，又引述杨时以道统论注解四书的一段言论，作为《孟子集注》的结尾，这些都表明了朱熹构筑自己理学的理论体系，是把杨时的言论作为相当重要的依据。
杨时继往开来，倾力著述，以书传世的精神，对后世也有著深划的影响。在杨时之前，北宋的理学大师都少有著述。自杨时开倾力著述之先河，这种优良风气开始形成。据金云铭《朱子著作考》考证，朱熹一生，著述共达142种之多。据清人陈衍《福建通志》统计，朱子后学仅关于《四书》的精义或讲义之类的著作就达150多种。这些和杨时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四、身体力行，爱国恤民，清正廉明，为后人树市了榜样。
杨时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原板荡，“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人生邪僻”、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危急存亡关头。为了拯救社会和思想危机，杨时不仅寓政治、伦理等于学术之中，极力用儒家传统的理论思想和道德观念重新统一人们的思想，而且明德修身，践履崇实，身体力行，为后人树立丁爱国恤民，清正廉明的榜样。
他关心国运民瘼，所到之处皆有惠政。在蔡京、童贯集团当政期间，朝廷昏庸，吏治腐败，暴政虐民，杨时勇敢地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曾说：“何尝见百姓不畏官人，但见官人多虐百姓耳。”（《杨时集》卷12《余杭所闻》）“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征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能事，而未有以救之！”（同上）“今天下非徒不从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其如法何?”（同上）他同情人民，在分析农民群起为“盗”的原因时说：“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见而今见之也。故细民荷戈持戟，群起而为盗，动以万计，皆平时负耒力耕之农，……非有他也，特为艰食所迫，姑免死而已。”（同上卷22《与执政》）当蔡京、王鞴等为迎合皇帝赵估荒淫生活需要而强令东南各地搜罗奉献奇花异石珍宝财物时，他敢于上表批评朝廷：“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化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申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宋止、杨时传》）他主张”爱人节用”，提出“节以制度，不“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宋史、杨时传》）如哲宗绍圣四年，杨时任浏阳知县，值多灾，先后写了《上程漕书》、《与州牧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向上反映灾情，为民请求赈济。由于漕胡师文妒才，杨时被妄加“不催积欠”的罪名而丢了官职，但他毫不懊悔。明万历《萧山县志•人物传》记载：“杨时，字中立，福建将乐县人。政和二年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苦早，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其利。祀宦祠。”建炎四年（1131），杨时任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因年事已高，上书告老。高宗准告，赐对衣、金带、紫金鱼袋，又赐官绢200匹，白银300两，以莽天年。杨时推辞说：“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陈廷统《杨文靖公文集序》）
他主战爱国，敢于抗佞排奸。杨时晚年立朝，正值北宋危亡之秋，他曾一再向朝廷上疏建议“修政事，明军法，攘夷狱、排和议”。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闻金人南侵，杨时连上《论金人入寇》二疏，提出“严为守备”和“收人心为先”两项秘极建议。（《杨时集》卷2）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人包围汴京，杨时上书力主抗金，提出立统帅，肃军政，责宰臣不忠，罢阉寺防城，谨号令等七项建议，又置个人身家性命于度外，直斥三路统帅童贯弃军而归，致使金骑得以长驱而前的误国之罪（同上卷1《上钦宗皇帝》），表现了非凡的见识与勇气。二月，负责首都防务的主战派人物李纲被罢，激起开封军民的极大愤慨，太学生陈东率领诸生到宣德门前上书请愿，“朝廷忧其致乱”，欲行武力镇压时，杨时又毅然挺身而出，为请愿群众辩护，在钦宗面前直陈“士民出于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宋元学案，龟山书案》），从而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当时并路勤王兵马赶到，但钦宗一意求和，依金人条件，欲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二十州之地。杨时“极言不可”，怒斥此议是“欲助寇而自攻也”，提出宜召种师道，刘光世问以方略的积极主张。之后，他又上书乞诛拥重兵坐视太原危急而不救的姚古（同上《上钦宗皇帝书》），但均未被采纳。对此，胡安国曾经指出“当时若能听用，须救得一半。”（《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他安贫乐道，清正廉明。在《书含云寺示学者》一诗中，他谆谆告诫后学：“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飘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嘉靖延平府志》卷8）他还说：“君子之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已。直则无所事矣……学者必须进德，则行已不可不直。”（《杨时集•语录》卷10）正因为杨时具有这种伟岸正直的美德，因此在上疏中他敢于议论褒贬，无所顾避。如崇宁五年（1106）杨时任余杭县知县，当时权倾朝野、干尽了蠹国害民之事的“六贼”之首太师蔡京要在自己母亲坟墓前竣湖蓄水，以利“风水”，借口便民，命令民工动工浚湖，杨时查明真相后，上书朝廷，顶掉这件事。一个小小的县令，竟敢与当今权相抗衡，充分体现了他正直无畏的胆略和精神（《宋元学案•龟山学案）。哲宗元祐三至五年（1088-1090)，杨时在虔州任司法，“虔守楚潜议平允，而通判杨增多刻深，先生（杨时）每从潜议，增以先生为附太守，及潜去，后守不持平，先生力与之争，方知其有守。”（《宋元学案•龟山学案》）杨时曾建言皇上，让他编一本《宣和会计录》，分析一下国家财政收支情况，以做到量入为出，防止滥用浪费。他虽然当过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朝官，爵位不算低，但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宋吕聪在问《书册》中说“视公（杨时）一饭，虽蔬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他逝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宋朱震《致仕杨公行实》）
杨时的这些优秀品质，对后人影响很深。如杨时的学生胡寅，“金人陷京师，议立异姓，寅与张浚，赵升逃太学中，不书议状。张邦昌伪立，寅弃官归”。（《宋史•儒林5》）朱熹的三传弟子、民族英雄文天祥，德祐问奉使元军被拘，后浮海至温州，拥立益王抗元，入闽开府南剑州，募兵复邵武，泉州陈龙复，福州林琦等均起兵响应。后天祥兵败被执，慷慨就义，陈林等均赴难。（民国《南平县志》卷11）他也深受杨时的影响，曾写涛称赞：“维我先生，天立作傅；七岁能诗，八岁能赋；五星聚奎，鼻祖为祖；毁弃三经，和议排阻，邹鲁鸿传，道南有补。”（《将乐文史资料》第3辑）杨时的门人后学，也多能清廉爱民。如赵善佐为将乐县丞时，“廉勤自约，奉法爱民，不妄费公家一钱。”（《嘉靖延平府志》卷10）杨时热心教育，尊师好学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后人。如罗从彦11岁时，“闻同郡龟…杨先生继绝学于河洛，筮仕萧山，”即“慨然鬻田，徒步请谒”（李侗《豫章罗先生墓志铭》），“师事龟山公二十余年，尽得不传之秘，情乡授徒，循道寂寞。”（明柯潜《罗豫章先生文集序》）据《朱于年谱》记载，朱嘉在10来岁时，就在其父朱松（杨时的再传弟子）的教诲下，日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无间断、以做圣人为自己的愿望。清朱任弘曾说：“居恒溯八闽理学源流，久心企龟山先生倡始之功。开草昧，启瞳胧，自是醇儒辈出，朱子爰集其成。今天下成尊朱学矣，亦知朱传自李，李传自罗，罗传自杨，杨则洛之正宗也。杨于程所谓见而知之，朱则闻而知之，已授受有本，俾一线圣脉，如日经天。朱之学行，杨之学当并行而小悖。”（《杨文靖公文集》序）明代程敏政在（《杨龟山先生通纪》中也曾说：“无龟山则无朱子。”朱熹本人也在龟山先生遗像题词中称他是“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并自称“门下生”。(《将乐文史资料》第3辑)。
像其他历史人物一样，杨时也有其保守迂腐的一面。他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否定王安石变法，将其视为淫辞邪说并奏请追夺王爵，逐出从祀之列；对农民起义，虽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但仍诬称为“盗寇”，主张镇压。这些问题，都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去分析，只要他大节无亏，就不应苛求于古人。
总之，杨时是个集“道学、经济、文章、气节四者台而为一者”（清张伯行《扬龟山先生文集》序），杨学被认为是”真大儒之学”、“真有用之学”（清陈延统语），成为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宋以后，杨学逐渐被统治阶级所重视，杨时在儒学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宋高宗十二年（1465）追封杨时为吴国公，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立龟山书院，并御书匾额，赐给祭田，春秋祭
祀。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敕建延平道南祠，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追封将乐伯，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圣祖玄烨皇帝御笔题“程氏正宗”赐于将乐龟山书院加以褒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