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北宋将乐人，世居县城北郊封山支龟山下龙池杉田。生于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卒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享年83岁。神宗熙宁九年（1073）进士，先生一生讲学不辍，传播理学，倡道东南，桃李遍天下，杨时曾历任徐州、虔州司法，余杭、萧山、浏阳知县，瀛州防御推官，无为军判官，荆州府教授。七十一岁被荐入朝，任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徽猷阁直学士。南宋时任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先生学问渊博，有经邦济世之才，道德高尚、气节轩昂，为官政绩卓越，爱国恤民，清廉正直，先生历官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在知余杭、萧山、浏阳县离任后就有百姓为其画像建祠祀奉之。杨时在世时名扬海内外，北宋1123年宋使臣路允迪，付墨卿出使高丽时，高丽国王特地关心询问：“龟山先生安在”。表达了高丽国对龟山先生的关怀和敬仰。杨时极为关心老百姓疾苦，关心国家命运，犯颜直谏，反对割地求和，力主抗金。杨时是集“道学、经济、文章、气节四者合而为一者”（清张伯行《杨龟山先生文集》序），先生卒后南宋朝庭赠左大中大夫、谥文靖，加封太师，又追封吴国公。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敕立“龟山书院”，度宗御书匾额，赐祭田，春秋祭祀。元至正二十一年诰封吴国公。明太祖朱元璋令重修将乐龟山书院。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敕建延平道南祠。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追封杨时为“将乐伯”，从祀孔庙，位司马光之下、胡安国之上。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圣祖玄烨皇帝亲笔御书“程氏正宗”赐于将乐龟山书院加以褒扬。先生生前德高望重，声名远扬，死后极尽殊荣。杨时墓于1985年被福建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在将乐县政府、县政协的关心下成立了“将乐杨时研究会”，并举办了纪念杨时诞辰940周年学术研讨暨经贸旅游恳亲会。2003年隆重举办了纪念杨时诞辰950周年座谈会，海内外杨时后裔及许多研究杨时学术的专家学者云集将乐，寻根探源，瞻仰龟山先生遗址，接受先生余韵的熏陶。龟山先生虽然逝世900多年，但先生的高尚德操仍是后世人之楷模。
正如龟山陵牌楼两联曰：
承程氏正宗，开闽中理学，时与关濂媲美，
撷武夷灵秀，攒玉洞精英，地同邹鲁齐名。
清源正本，倡道东南，国粹弘扬昭天地，
钦祖敬宗，造福桑梓，中华崛起壮山河。
一、尊师重道，倡道东南，承前启后，完成了由洛学至闽学的过渡
中国传统文化——儒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论理学、文学等）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精华。儒学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大概有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的兴起奠定了儒家学说的义理纲维。孔子指出了人的真生命、真精神——仁，豁醒了人的内在精神生命，使人能在实践仁义时了解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孟子提出：仁义礼智等道德的理都是在人的心中的，人保存和涵养自己的本心善性，不断从自己思想生命内部用功夫，不断升华自己的人格，人人都可以实践仁义礼智而成为圣人。而把本心善性推出去用于家国天下则可实现理想的政治。这便是儒学的义理智慧。
到西汉，董仲舒代表的公羊学，形成了系统的天人政治论。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学”，使儒学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题，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到宋代，程朱理学是“哲学化了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高峰，程朱理学是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是以“理”为哲学思辩结构的最高范畴，程朱理学是宋元明清数百年封建统治的政治主题，也是科举取士的思想理论根据。杨时在程朱理学的发展中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时，理学起源于周濂溪（敦颐）、张载等人，但主要是以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为代表，元丰四年（1081）杨时28岁被授徐州司法“闻河南程明道与弟伊川讲孔孟绝学于河洛，遂弃仕，与建安游定夫往颖昌，以师礼从学焉”。杨时与游酢、谢良佐、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清代福建巡抚张伯行说程门四大弟子中“独推先生（杨时）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杨时辞归时程明道送之曰：“吾道南矣。”
杨时归福建后大力传播二程理学，元佑元年（1085年）杨时获息程颢逝世，“设位哭于寝门，而以书讣告同学”。元佑8年（1093）杨时已41岁，在赴湖南浏阳任知县途中，又再次与游定夫绕道去洛阳，拜程颐为师，“一日伊川偶暝而坐，公与定夫侍立不去，及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出门，雪深一尺”（宋，吕聪《问书册》），“程门立雪”成语典故即由此而来。当程颐受到当朝权臣的排挤打击“以罪流放涪陵，其垂言立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当时许多尊崇儒学的士大夫因避祸而改崇佛学，唯独杨时始终如一，坚持研究和传播洛学（二程理学），“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杨时尊师重道的精神至今仍激励千千万万之学子。当时福建地处偏僻，文化落后，杨时将二程之学载道而南，将洛学过渡到闽学，最终使福建成为与孔孟之乡相媲美的“海滨邹鲁”。北宋灭亡后“中原沦于夷狄，虽以嵩洛间人，亦不复知有程学，幸而奎文道脉，中兴于南，朱子者出，其中道仍大鸣于瓯闽之间，使天下后世，知有圣贤全体大用之学，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万世行而无弊者，其功大矣，后人推其所自，咸归其功于龟山先生”《道南祠记》。
杨时对宋代理学的主要贡献有：
（一）对“理一分殊”这个哲学范畴的提出有其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阐述“理一分殊”与体用的关系方面有创造性发挥。程颐在答杨时论西铭书（张载著）时首次提出了“明理一而分殊”这个哲学范畴，但并没有进一步论述，而第一个对“理一分殊”进行论述的是杨时。杨时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二者不同，但又是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杨时将“理一分殊”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曾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杨时不但阐述了仁与义是理一分殊的关系，而且提出了“分殊”不明，则“理一”不精的重要思想。他说：“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而平等施之……何谓称物？亲疏远近各当其分”，这就为儒家爱有差等作了理论性的说明，从而论证了亲疏尊卑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杨时从体用关系出发对“理一分殊”说作的创造性发挥为尔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新思维，开辟了新道路。在杨时的启发下，后来朱熹更进一步提出“理一用异说”。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以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朱熹高度评价杨时对“理一分殊”哲学论述时说：“年高德盛，所见益精。”
（二）编集“二程粹言”和校正“伊川易传”。
二程生前未完成自己的著述，逝世后，杨时以“先生之门余无人，某当任其责也”，尽力收集二程流散的著述，有的已“错乱重复，几不可读”，但他花了大量时间进行整理、润色及校正，终于编辑完成“二程粹言”“伊川易传”。二程的著作学说得以流传后世，并为朱熹“四书集注”、“周易本义”等许多著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观点。
（三）杨时师承二程，高度重视和推崇“四书”。杨时曾说：“余窃谓《大学》者，其学者之门乎，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论语》之书、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非尧舜之道不陈于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于事，思以道授于天下，绍复先王之令绪，其自任可谓至矣……世之学者，因言而求其理，由行而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而渐而进矣”。对《中庸》则说：“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道学之传，有是书而已”。杨时的论述对朱熹集注四书有深刻的影响。据陈荣捷教授统计，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引用了三十二位学者731条语录，其中引用杨时语录73条（引用二程225条），杨时的言论是构筑闽学体系的重要依据。二程的理学靠杨时发展传播，而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则是师出杨时，为杨时三传弟子，“杨于程所谓见而知之，朱则闻而知之”（清朱任弘《杨文靖公文集序》）宋史杨时传说：“朱熹、张拭之学，得程氏之正宗，其原委脉络皆出于时（杨时）”明程敏政指出，杨时“有功于前圣，有功于后学”，“无龟山则无朱子”。
在当时的封建历史社会中，儒学的伦理道德对维护封建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经济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杨时学被后世认为是“真大儒之学”“真有用之学”（清陈延统语），连反对“假道学”的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也大加称赞杨时“大才卓识，有用之道学也”。
二、齐家治国、振兴中华，著书立说，兴教育人
杨时终生致力于传道教学，言传身教，桃李遍天下，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之材。杨时一生不论在福建将乐、延平（南平），无锡东林书院，嵩阳书院，还是在余杭、萧山等地为官时，从未辍止讲学，当时杨时“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南平县志•儒林传第24）在福建，杨时一传罗从彦，再传李延平，三传朱晦庵（朱熹），“杨罗李朱”并称“延平四贤”。朱熹集儒学之大成，建立了博大精深的考亭学派，使福建成为理学研究的大本营，人称“海滨邹鲁”。宋元时代福建理学名人就有156人之多，“中原文献十有九在闽”，“朱子门人半天下”，而杨时则被尊成“道南第一人”。
杨时从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起寓毗陵（今无锡、常州、镇江、武进一带），亲自创立了“东林书院”，在此讲学前后达18年之久，宣扬洛学，弟子千余人，被称为“南渡洛学大宗”。杨时十分注意教书育人，提倡德育与智育结合，读书与做人相结合，学与用结合，强调“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向圣贤所得之道”“古之欲明德于天下必先致知”，“欲致知非学不能”，他认为“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学者当知古人之学何所用，学之将何用”。强调把个人修养与实现理想社会联系起来，以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极力勉励学生要珍惜时光、自强不息，并作诗：“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少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
杨时的优秀学生、门人遍及东南各地，如“南宋四大家”、与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齐名的著名诗人尤延之（国史院编修，礼部尚书），李元德（国子祭酒、除直龙图阁、谏诤著称，被宋孝宗誉为“吾诤臣也”，蒋良贵（崇政殿说书，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以直谏著称），俞樗、胡埕、唐棣、罗从彦（二传李延平、三传朱熹）陈渊、胡宏（张拭出其门下）、刘子翚、吕本中、胡寅、廖刚、李郁、廖天觉、张九成、李弥正、张宦、王苹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和著名学者。据《宋元学案》全书记载，宋元二朝八十六个学案中，由杨龟山、罗从彦、李侗、朱熹“延平四贤”引发衍生出来的学案竞达五十二个之多，“他们清操直节，讲伦理道德者活跃于世”。杨时积极培养人才，为提高整个民族素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将乐政协办公室副主任陈秀玲《试论杨时的道德风貌》）至明代，东林书院曾一度成为民族文化大觉醒的政治中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书院由杨时创建，到明代，这里成为“东林学派的发源地”，从宋代到清末，它是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讲所，“它不光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处重要纪念地，也是今天进行传统文化宣传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遗址”。清代人曾诗赞东林书院曰：“一线东林是孔林，海天声气水云深，晨钟隐隐荒烟里，唤起千年学士心”“至今它仍在启迪，唤起鼓励中华民族千千万万海内外学人和有识之士为祖国富强民族兴旺大业而奋斗不息。他（杨时）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思想家”（以上见无锡东林书院副研究员朱文杰《杨时与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有柱联二幅：
“持正论辟新径独尊道统如日月之中天；述粹言续绝学递启儒宗若江河之行地”
“载道而南揭理一分殊之旨十八年春风化雨；奉神以祀萃仁至义尽之儒两三朝威风祥麟。”
东林党核心人物高攀龙在《告杨龟山先生文》中道：“进则正言直谏于朝，退则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谒於少壮，素节不改于暮龄”一九六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巡视无锡，参观东林书院时挥笔题诗：“东林讲学继龟山，高顾声名旧史传。景仰昔贤风节者，瞻楹履阀学弥坚”。“在他八十三年的人生历程中，用了长达近五十年的时间来孜孜从事理学的研究和传播，而且身受真传，造诣尤深，功绩卓著，泽被后人，这种不求闻达，安贫乐道，长期坚持不懈，将毕生精力、时间、聪明才智竭诚奉献给理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高尚品德与精神是十分令人钦佩景仰的”（无锡东林书院副研究员朱文杰《杨时与东林书院》）。
杨时一生倾力著书立说，著作有《周易解义》、《书义》、《礼记解义》、《春秋义》、《大学解》、《论语解》、《中庸解》、《孟子义》、《列子解》、《庄子解》、《校正伊川易传》等，最重要的有《二程粹言》、《杨文靖公全集》。杨时晚年仍教书写作不停，八十岁从南宋朝庭告老退休回将乐后还写有《答胡给事问政事先后缓急书》，八十一岁写有《三经义辩》、《辩字说》、《与胡文定公往复书》、《论春秋义》，尚书廖刚、建安章才邵还来将乐问学，八十二岁还回书胡文定答复《伊川语录》的意见，八十三岁还作《浦城县学重修文宣王殿记》，八十三岁逝世前一天（1135年4月）还写了《与忠定公李纲论性善之旨》。
杨时一生著书丰富，因年代久远，有部份可能已散失不存，青年时期的著作未见到，但从流传下来的八十多万字的著作中，字里行间始终浸透着一个爱国忧民、清廉正直、兴教育人、振兴中华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心血和才华。至今仍有许多大学、学术研究院的专家教授怀着高度崇敬的心情研究杨时学术，发扬先哲精神。
三、清正廉洁，后世楷模
杨时一生名扬官显，但他“廉勤自约，奉法爱民，不妄费公家一钱”（嘉靖延平府志）他告诫后学：“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嘉靖延平府志）。
建炎四年（1131）杨时任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因年事已高，上表告老还乡，宋高宗准奏，赐其对衣、金带、紫金鱼袋、赐官绢200匹，白银300两以养天年，杨时推辞不收，而要求“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宋高宗深受感动，准奏“永为优免”。（见陈延统《杨文靖公集序》）杨时八十高龄告老退休不收朝庭所赐养老之物，而想到的是要求朝庭减免福建省老百姓的税租负担，真令人无限敬仰。杨时为官一生清廉正直、两袖清风，逝世时“身后肖然，家徒壁立”。（宋朱震《致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公行实》宋胡安国撰写《龟山先生墓志铭》中说道：“视公一饭，虽蔬食甘脆，若皆可于口，未尝有所嗜也，每加一衣，虽狐貉缊袍，若皆适于体，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弊庐厦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园，皆先世所遗，守其世业，亦无所营增豆区之入也，老之将至，沉伏下僚，厄劣遗佚，若将终身焉，子孙满前，每食不饱，亦不改其乐也，然则公于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则远矣……”
杨时子孙十多人多为官从政，但都受杨时教育影响，保其清白传家之风，明将乐知县李熙在上表朝庭《请崇祀龟山恤后疏》中说：“念其书院、冢墓陋室尚存，荒墟尚在，子孙贫寒，无以为度……”杨时清正廉洁，安贫乐道，毫不利己，一切为民的高尚品德，令人肃然起敬，永远值得后世子孙继承学习，当前，在我们党内开展反腐倡廉工作，龟山先生的品德也是值得学习的楷模。
四、爱国恤民、无私无畏，犯颜直谏，力主抗金
杨时推崇六经，主张学以致用，注重践履。据《宋史杨时传》载：“历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他在浏阳任内曾因“不催积欠（当时灾情严重，杨时同情百姓疾苦）而被劾罢官。在余杭“於水利尤尽心力”。在萧山“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苦旱，开筑湘湖，灌溉九乡至今民赖其利，祀宦祠”（明万历《萧山县志载》）。
作为理学官员，杨时时常关心社会变化动向，对社会改革曾表示自己的看法。他说“圣人作处，唯求一个‘是’的道理。若果是，虽纣之政有所不革，果非，文王之政有所不因。圣人何所用心，因时秉理，欲天下国家安利而已”。他还说“君子之治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己，直则无所事矣”，“学者必须进德，则行己不可不直”。（杨时语录卷10）杨时能做到无私，所以他能无畏。他关心国家命运，对暴政乱政，勇于揭露批判。北宋末期，蔡京、童贯集团当政期间，朝庭享乐，吏治腐败，暴政虐民，社会不安，杨时在讲学及与师友交往中时常抨击弊政：“何尝见百姓不畏官人，但见官人多虐百姓耳”，“今天下上自朝庭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事，而未有以救之者”。“钱塘内造物，守臣不知其数，恣宦官所为，至数年未己，伤财害民，莫此为甚。”他同情人民，分析农民群起为盗的原因：“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见，而今见之也。故细民荷戈持戟，群起而为盗，动以万计，皆平时负耒力耕之农……非有他也，特为艰食所迫，姑免死而已”。他反对人君滥用特旨：“今也法不应诛而人主必以特旨诛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且法者，天下之公，岂宜徇一人之意”。
崇宁五年杨时任余杭知县时，当时权倾朝野、蛊国害民的奸相蔡京要在余杭其母墓前竣湖蓄水以利“风水”，借口便民，命令动工竣湖淹没百姓田庄，杨时查明真相后立即上书朝庭揭露蔡京，使朝庭命令终止此事。杨时当时仅是一个小小的县令，竟敢与当朝权相抗衡。杨时正直无私，为民作主，这是他为官的准则。
杨时被荐入朝时，正值北宋危亡之秋，他为挽救时局，屡次上表建议提出“严为守备”和“收人心为先”。他说“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足持也”，并尖锐指出“边事之兴，免夫之役，毒被海内，人怨神怒，驯政今日，误国之罪，宜有归矣。小人剥民希宠，其事不一，而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闻有旨一切罢去……然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应奉之舟尾至矣，今虽复申前令，而祸根不去，人谁信之。……致欲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务也”。杨时为挽救国家把斗争的予头直指蔡京权奸集团，犯颜直谏宋徽宗，痛斥蔡京，王鞴之流为迎合宋徽宗荒淫生活而强征暴敛，强令东南各地搜罗奉献奇石异花珍宝财物的祸国害民的罪行。杨时在朝，对那些自保乌纱帽的大臣加以怒斥，“如今士大夫不敢对天下大事畅所欲言，不过是为了明哲保身而已”，而他自己刚正不阿，痛陈弊端。在他的言行及诸多奏章中对朝庭歌功颂恩的言辞极少，而多是分析朝政弊端和忧国忧民的正确建议。他主张“爱人节用”，“节能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还主张废弃茶盐二法，以保证贸易自由，减轻人民负担，提出“民无常产，则无常心，以使天下人务有常产”，还向宋徽宗提出，让自己调查统计全国经济收支情况。
靖康元年，金兵包围进攻汴京，杨时上书力主抗金，提出“立统帅、肃军纪，责宰臣不忠，罢奄人防城，谨号令”等七项建议。并在朝上直斥三路统帅童贯不战弃军而归，致使金骑得以长驱向前的误国之罪，要求“严军律、明军法、诛童贯、正典刑”。当投降派在朝中占上峰，而将负责京城防务的主战派首领李纲罢官时，激起京城开封军民极大愤慨，由太学生陈东等人率领的学生和数万军民自发到宣德门前上书长跪请愿，乞留李纲、种师道抗金，并打死前来阻止的军卫人员时，朝庭虑其鼓乱，准备武力镇压。此时，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的杨时毅然挺身而出，力奏钦宗皇帝：“诸生伏阙纷纷，忠于朝庭，非有他意”，“士民出于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并愿出任国子祭酒，劝退诸生军民，从而避免了一场大流血事件。
当钦宗一意求和，依金人条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给金人时，杨时上疏力排和议，怒斥此议是“欲助寇而自攻也”，极论三镇不可弃，并提出召用种师道、刘光世积极抵抗金人，保卫国家。之后杨时又上书乞诛拥兵不前、坐视太原危急而不救的姚古，但可惜的是杨时许多正确的提议未被采纳。不久“靖康之耻”终于到来，北宋灭亡。对此宋胡安国曾经指出“当时若能听用，须救得一半”（宋元学案•龟山学案附录）。
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杨时为国为民，坚决抗金，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直谏皇帝，抗侫排奸。这种无私无畏的勇气，崇高的爱国精神，轩昂的民族气节和他非凡的远见卓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