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名 战 士
杨 珍 福
“抗日战争吃过糠，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跨过江！”这几句顺口话，最先出自谁口？不知道。可它就是那样传说——曾经的年代。透过“传说”看它背后，是一个个人：一个个为反抗侵略，为民族独立，为人民解放，为共和国大厦建立而奠基的人。无名战士杨东生，就是这“一个个人”中的人。
杨东生，祖籍福建将乐，白莲镇大王村毛公塅人，生于1921年。杨东生的青春岁月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抗日战争时，他经历了武汉会战、衡阳保卫战。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抗美援朝，与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并肩作战，亲眼目睹杨根思牺牲。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向美军发起五次战役，杨东生参加了四次。从1950年11月到52年12月，共作战三十多场，经历过极限寒冷、极度饥饿、极端残酷的战争考验，在烽火中绽放青春。其人生岁月闪闪发光，生命意义可歌可泣！杨东生为人低调，在人眼里，只知道他打过仗，参加过抗美援朝，别的就不知晓了。本文根据杨东生的“家庭档案”、杨东生家人的回忆，对其戎马生涯，做部分肤浅介绍。旨在让人知道，在我们身边、在将乐这块红色土地上，原来还有这么个人！
踏 进 兵 营
因为家里贫穷，杨东生少时没有读书，在放牛和劳动中成长。18岁那年，父亲想给他说门亲事，让他把家成了，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正托人寻找未来媳妇时，民国政府开始年度征兵。当时的征兵政策是：“三丁征一，五丁征二”。即三个兄弟的去一个，五个兄弟的去两个。杨东生三个兄弟，在应征之列。母亲听不进这些，也管不了政府的事。她只信奉“好男儿不当兵”，担心儿子有去无回。可终归拗不过官府，杨东生应征入伍。母亲哭诉着送儿子，将两枚铜钱用红线穿起来，塞进儿子衣袋内。铜驱邪，以示吉利，愿两枚铜钱保佑儿子，平安去，平安归。就这样，杨东生踏上从军路。这一去，足足十七年。
杨东生离家后，一路辗转，到达南昌郊外某驻地。在那里集中训练20天，然后下到“国军”部队，正式踏进兵营。时间：1938年6月
当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已迁址武汉。国民党高层受“速胜伦”影响，同时为保卫武汉，调集百万大军，在武汉周围与日寇决战，即“武汉会战”。范围包括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刚刚步入兵营的杨东生，就是在这个抗战大背景下卷进滚滚硝烟中。
“武汉会战”结束后，杨东生所在部队在江西、湖南一带抗战，参加过“衡阳保卫战”等战役。抗战八年，他那七尺身躯都在战场冲杀，打死打伤的“鬼子”不计其数，为驱除倭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场几拼杀，时间过八年。从1938到194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阶段，杨东生全参加了！这个时间，他18到26岁，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他在战场上度过。这个时间，他经常想家，想起当年父亲想为他娶亲、母亲流着泪送他上路的情景。父亲、母亲在记忆里都有些模糊了。他拿出离家时，母亲给他的那两枚铜钱，反复瞧看，这是他从家里带出来的唯一一件物品，拿在手上，感觉很轻，却又很重，沉甸甸的。看着它，仿佛看见父母。是母亲的虔诚乞许吧，使两枚铜钱灵验，让他这么多年厮杀没受重伤、没被打死，只肩膀和手臂上擦过两次皮。他的军服换过一茬又一茬，两枚铜钱始终在衣兜里。
“该给家里写封信了，离家已经八年，也没告诉一声”。他忽然想到这个。可他不识字，不会写信。他找到有文化的战友，让人帮他写。这是他离开家后写的第一封信。不知是地址写错了，还是兵荒马乱邮差上不了路，家里没收到这封信。这事17年后他回家时才知道。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日本人都赶走了，东生也没回来！望眼欲穿的母亲，又一次掩面洒泪：“儿子难道真死了？”
杨东生一面给家里写信，一面期盼着退伍回家。可是，每天的盼望犹如洗衣时搅起的肥皂泡，瞬间就破灭了。黄昏时，他孤零零地站在荒野，瞅着落山的太阳，看着最后一缕夕阳消失，又徐徐降临的夜幕，想家的欲望是那么强烈，心中那种无比无限的失落与惆怅总是伴随到夜晚，搅得一夜一夜失眠、一夜一夜魂游四处。第二天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又重复着旧梦，一日复一日。
“退伍？现在中国有退伍的军队吗？”听了长官的话，杨东生懵了。他不清楚有没有退伍的军队，也管不了别人退不退伍，他只认为自己应该退伍，这是当年政府承诺的。作为一代青年，在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时，他挺身而出，已经尽到一个国民的义务，如今仗打完了，难道不能退伍吗？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杨东生哪知道国民党最高层的意图？军队只征兵不退伍，意味着还要使用军人，还要打仗。
仗真的打起来了，只是杨东生的部队还没卷进战场，可军心已经动摇。军心动摇，源自他们团里埋着一颗“定时炸弹”，这颗炸弹就是团长。团长是共产党？大家惊诧，半信半疑。但团长确实是共产党。其实，是共产党的不只团长一人，还有两个营长，一个副营长等好几人。以团长为核心的几个共产党员，利用孟良崮战役失败撺掇士兵：“像74师这样的王牌军都不堪一击，被全歼了，咱们再和解放军打，岂不是送死？”
1947年9月的一天，杨东生所在的部队，在击毙一名副团长后由团长率部起义。近千名将士，迎着扑面而来的秋风，踏着黎明前微弱的月光，冲进了解放军阵营！
渡 江 作 战
部队起义后，编入解放军第20军58师，属华东野战军。到了解放军部队，他们休整、学习了一段时间，肃清旧军队习气，了解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解放军与“国军”的不同，有了一种全新感觉。
杨东生后来说：“我虽然当了八年‘国军’，但从未和解放军打仗。”这话不假。抗日时期，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们部队起义时，我军与国民党军尚未全面开战。当所有爆破点的导火索就要点燃时，他们起义了！所以，杨东生说：“加入解放军后一点都不顾虑，解放军部队的首长不仅不歧视我们，还说‘国军’的兄弟也都是穷人子弟，同为中华儿女，今后大家同吃一口锅里的饭，就是一家人。我们听了，心里暖融融的！”
杨东生渐渐知道，内战是蒋介石挑起的。蒋介石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容不得共产党、解放军存在。抗战结束了，不让老兵退伍，就是为了打解放军，消灭共产党。想到这些，杨东生恨蒋介石，恨国民党。原来的不想打仗变为想打了，他要和千千万万的解放军战友一起，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杨东生放弃了退伍回家的念想，决心好好打仗。原先，他不是怕打仗，是不想打仗。现在不同了，他是解放军了，解放军的任务，是解放人民，为人民打仗。
也许是国民党气数已尽，局势急速变化。1948年秋季后，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在北方的军队，被歼灭的歼灭、投降的投降，抵抗的力量几乎为零，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解放军遥指南方，准备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
据杨东生的回忆记录：为了过江，做了三个多月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行动准备。上级经常作动员，经常检查战前准备。解放军没有大型船只，就向老百姓征集木帆船。木帆船也没那么多，就做木排、竹筏。渡江开始，每只木排、竹筏上载三五个人，木帆船更大，就多载几人，有更大的就载一个班的人员。因为渡江是公开的，虽然还没天亮就开始，但是速度慢，船到江心，南岸的‘国军’就开始射击、开炮。渡江前，上级有命令，敌人没开火，我们不能开枪。这时，敌人开火了，我军的火力就进行反击。我是机枪手，机枪架在船头上，当时只是模糊射击，因为不知道南岸的阵地离水面有多高，子弹有没有射向阵地，有没有射中敌人，都不知道。即使这样，仍是不停地打，这个时候，是不能吝啬子弹的。敌我双方的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子弹“呼、呼”从耳边略过，炮弹“轰隆、轰隆”炸，人被打中了，就掉进江里；船或木排、竹筏被炮弹击中了，人和船就都葬身江底。一条船遇上一颗炮弹，即刻就消失了。渡江时最难躲避的就是炮弹，炮弹即便是落在水中，都会掀起一两米高的巨浪，将船掀翻。我承载的木帆船，虽然没被炸掉，也没被巨浪掀翻，可也经受着一次次忽高忽低的波浪考验。我是打了多年仗的老兵，不惧怕枪声、炮声，但经不起人在水面上的摇摆和晃动，免不了头晕。天是佑解放军的，‘国军’密集的炮火并没拦住解放军过江，我们冲上南岸。上了岸，心情很兴奋，我端着机枪，与战友们一路追杀敌人，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身边的一个战友指着我说：“杨东生，你的牙齿呢？”我用手摸了一下嘴，才发现两颗门牙没了，当即吐了一口浓浓的血水。也就这时，我才感觉到从牙根处发出的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追击敌人的路上，我差点就光荣了。是身后的战友先发现敌人：“杨东生，前面敌人”。我转眼一看，两个“国军”正迎面冲来，并举枪向我射击，我眼疾手快，双脚移步，“哒哒哒”一个点射，就将敌人打死。
比起掉进江里没再起来的人；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的人，杨东生只被敌人的弹片打掉两颗门牙，算是非常幸运的。当然，他的付出、贡献绝不仅仅是丢了两颗牙齿，而是在他的面前倒下的一个个敌人；在他的身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渡江以后，杨东生的五十八师一路追歼敌人，解放上海后担任警卫任务。后在江浙地区整训，部队住在六和塔下。一路战争走来，都没时间浏览祖国大好河山，今日放眼钱塘江、瞧望西子湖，大开眼界，原来祖国的山山水水是这么美丽！他为自己能作为一名战士，用血肉之躯捍卫这片土地而深感自豪！当时，他们的部队驻扎在此，是作为解放台湾的战略预备队，待机行动。但由于局势变化，朝鲜战争爆发，部队又奉命调往东北。杨东生又一次北上，随部队直指鸭绿江边。
深 夜 入 朝
1950年11月，杨东生所在的20军跨过鸭绿江，赴朝鲜作战。
这是一个漆黑寒冷的夜。天空，乌云翻滚；冷风，呼呼地吹。虽然此前我志愿军已大批将士入朝，今晚的过江仍是秘密行动。
又是一次过江！上一次过江是长江，“百万雄师过大江”，目的是歼灭国民党盘踞在南方的军队。杨东生的家在南方，那是往家乡方向打仗，越打离家越近。这一次过江是鸭绿江，在祖国的东北。江的对面就是异域朝鲜，不仅离家越来越远，而且离开了祖国。出征前，上级反复动员，抗美援朝是和美国军队打仗，残酷绝不亚于抗战。美国，世界最强国家，军队装备超过当年的日本。志愿军却还是解放战争时那点家当，能与这个世界头号敌人对峙吗？杨东生离家13年，都是打仗。先是打日本鬼子，从南方打到北方，后是打国民党军，从北方又打到南方。上海解放后，他希望部队进军福建，然后在那里退役或转业或是请假回家看看。但是，这些愿望杨东生没有实现。部队到了浙江就没再走，他的家乡是由别的部队去解放的。半个月前，他又随部队急急北上，一路不停到了鸭绿江边。战火中滚爬13年，没死，算是幸运。这次出国作战，与“最强”的敌人打，还能幸运吗？黑夜下，杨东生东南西北地想。
都这个时候了，一个出征的士兵，还能不想想？
都这个时候了，一个出征的士兵，还能不想想？
在朝鲜战场，杨东生经历三十多场战斗。从1950年11月到1953年1月，近800个日夜，他时常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天寒地冻下作战；时常在断粮断炊、一顿只吃一个马铃薯作战；时常连续两天没歇没睡，与敌人不间断作战！这期间，他顶着硝烟宣誓，在枪林弹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期间，他与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并肩作战，目睹这位战友抱着炸药包冲入敌群；这期间，他多次荣立战功，其中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嘉奖十次；这期间，他的右腿被敌人的子弹打穿，几近殒命沙场！
杨东生很少在人前讲述自己，但家里却例外。他经常讲战争，说教子女，嘱咐他们不忘过去，珍惜今天。父亲的教诲，子女们铭记在心。子女们把父亲九死一生的战争经历，作为财富传承，成为一部宝贵的“家庭档案”。
据杨东生的回忆记录：进入朝鲜以后，面临最大考验就是天气。那是冬天，气温一般都在零下十五度以上，越入冬越冷，越深入朝鲜气温越低。我虽然当兵十多年，可大部分时间都在南方，即便是淮海战役在山东、苏北的那些日子，也没经历过那样的严寒。志愿军装备差，装备不仅仅指武器，也包括士兵的衣裤、被褥及一切后勤保障。志愿军只一些部队有配置长大衣，我的部队没有。我还记得，那是入朝一个多月，50年12月7——9日，连降暴雪30个小时，气温骤降到零下四十度，大部分人员被冻伤。那是一个还在下雪的夜晚，地上积雪，深处达一米。部队睡在一个无人居住的村子里，破旧的木板房，难御风雪，薄薄的被子，人感觉不到丝毫温暖。本来是每人一床的，这时大家就三五个合在一块睡，互相取暖，但还是打哆嗦，一会儿迷糊，一会儿清醒。天亮后才发现，室外的两名哨兵斜坐在一棵树旁，已经冻死，原来他俩从夜里一点上岗，就没有叫下一班的人换岗，规定是两小时一班岗。幸好美军没来偷袭，否则......
“如果不解决冬衣，我们的战士不用美军打就冻死了！”情况十万火急上报。51年春节，国内送来了几车棉大衣，让年过得更温暖些。
挨冻伴随着整个冬天，挨饿却伴随着春夏秋冬。朝鲜战场，挨饿是经常的事。有时一天里头只吃一次炒面（炒熟的面粉），或两个马铃薯，有时两三天吃不到一口热汤饭菜。第三次战役，我们在一个叫三德峙的地方，那是一个高地，我们坚守了五天五夜了，粮食和水只够三天，第四天开始就没吃没喝了，饥渴、饥饿把我们身上的那点能量几乎消耗殆尽。由于敌人围困，食物送不上来，我们全连面临着饿死的危险。有几个体力差的战士，就躺在战壕里没起来，他们不是被炮火打死的，是饿死。第六天早上发起反攻时，我们却全忘了饥渴，冲杀下高地，击溃敌人后，大家全无力了，倒在地上，幸亏后勤送上馒头与肉汤。俗话说：“三天无粮兵马散”，但我们没散，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战争，我们吃的最多的是马铃薯、炒面，这两样东西便于携带。
痛 失 战 友
据杨东生的回忆记录：入朝前，58师172团进行人员调整，我与其他的20名战士，从二连补充到三连，三连连长是杨根思。杨根思在解放战争时就是华东军区战斗英雄、全国战斗英雄。杨根思有个‘三不精神’：‘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个‘三不精神’曾流传全军。我和杨根思同为一个营，只见过面。他作战非常勇敢，可以一个人炸毁敌人坦克而不受伤；一个人把一车的敌人炸掉而安全撤退。
长津湖，朝鲜北部的一个地方。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我们20军进入长津湖，与美军作战。当时，志愿军投入四个军，计划全歼盘踞在这里的美军第一师及海军陆战营、坦克营等共3万人。我军有12万人，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可美军有飞机、坦克、大炮和最先进的步兵武器。我军只有步枪、冲锋枪和少量机枪，装备上处绝对劣势。由于天气寒冷，零下二多十度，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志愿军有三分之一人员被冻伤而不能战斗，有四分之一的枪弹受冻后不能击发或打不响，历时半个月的战斗，到第十天就渐渐减粮。寒冷、饥饿空前绝后，是国内作战中罕见的。战斗结果，没有全歼美军一师，但这支部队已经被打残，无力再成建制作战。这是志愿军入朝两个多月时的一场战斗，也算是有成绩。我的连长、战友杨根思，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
27日，我部奉命坚守下碣隅制高点东南屏障的小高岭，任务：截断美军南逃退路。连长杨根思率领一个排三十多名战士执行任务，我就在这三十多人中。28日凌晨3点，部队星夜出发，迂回到小高岭。当时，敌我双方都争夺小高岭，我军抢占先机，提前占领小高岭。敌人见状，疯狂了，想夺回小高岭。于是，对小高岭发起炮火攻击。那一瞬间，密集的炮弹就像下冰雹，落在小高岭我军阵地上。第一轮轰炸，幸亏及时躲避，退到后山，否则，仗还没打就“全军覆灭”了，但还是牺牲了三个战友。美国佬跑打得很准，几乎发发炮弹落地精准，令人胆寒。一阵炮火后，敌人以为我们都被炸死了，就组织步兵冲杀上来。我们又快速地回到阵地。我们匍匐在被敌炮弹炸松的焦土中，俯视山下，见敌人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向我方扑来。因为小高岭横向窄，敌人一百多人，形成黑压压的一片。我们仅一个排，自然感到压力。由于地形对我军有利，敌人始终被我军火力压制在半山，不能再前进半步。第一次进攻，敌人没捞到好处，丢下20多具尸体，败下山去。
接着，敌人又疯狂地向小高岭开炮，炸死了我两名战士。而后再次发起攻击。这次，敌人前进了几米，但仍然上不来。因为越接近我们，他们的死亡就越多，就又一次退下去了。敌人退下后，为防止炮火攻击，我们也退到后山。第三次，美国佬没有打炮，悄悄地就到了半山。因为我们设了哨兵，部队迅速进入阵地，并再前进几十米，对敌人猛烈投弹，打的敌人无力还击，丢盔卸甲，逃命下山。气急败坏的美国佬，见拿不下小高岭，再次使用炮火。为了夺取小高岭，美国佬豁出去了，一颗颗不计成本的炮弹，铺天盖地地落在我方阵地。这一轮炮战，落下的炮弹比第一轮还多。石头被炸的起飞，树兜连根飞起，整个山头像用挖掘机挖过，土层疏松达一米多深。因为躲避得当，敌人并没炸死我们。牺牲都是在面对面的交战中。躲过狂轰滥炸后，敌人又发动两次攻击，都被我们打退。28日敌人共进攻六次，每次进攻，我方都牺牲两三人。至29日打退敌人第八次进攻时，我们的子弹、手榴弹已全部打光，三十多人的队伍，只剩下连长杨根思、机枪手杨德盛和我。时间是不等人的，没等我们喘口气，敌人又来了。这是敌人第九次进攻，大概敌人知道我们没人、没子弹了，他们竟然抬头挺胸而来。我军的伟大，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能继续打。弹尽、粮绝、人亡，在战争中常见，但在我的战斗生涯中，这次最惨烈！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们就将战死！在死亡前这一刻，我看着越来越近的敌人，只有一个想：用刺刀捅死一个！在死亡前这一刻，我没时间想家，没时间想所有的一切，只有一个想：今生死在朝鲜，轰轰烈烈，值！这一刻.....
容不得再想。敌人上来了，距离二十米、十米、八米，我和杨德盛，双手紧握着上了刺刀的枪，怒视敌人。就在我俩准备腾飞，跨过死亡那道栅栏时，杨根思腿脚更快，一个“雄鹰捕食”，把我俩迅速推倒，并大喊一声：“你们快从后山下去、快！”倒地的我们，往山下滚了几圈，我一只手摸到一支树根，阻止了继续往下滚。爬起来后想再回到他身边，与敌人同归于尽。可是晚了!硝烟下，那个瘦弱而又高大的身躯，以闪电般速度，抱起最后一个五公斤重的炸药包，向敌群冲去......
我傻傻地站在那，灵魂和身躯仿佛四分五裂。爆炸后卷起的硝烟、土灰笼罩着山头，淹没了太阳，世界全黑了，我的视觉降到零。
这就是我的生死战友杨根思；这就是抗美援朝志愿军中仅有的两名“特级战斗英雄”之一杨根思，另一名是黄继光。
我们俩大哭！滚爬下山后，沿小路跋涉一个多小时，将小高岭的情况在第一时间报告到营部，营里又上报到团里。随即杨根思的英雄事迹在全军推广。杨根思成了志愿军的一座丰碑！
这次战役，我“火线入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并荣立二等功！
杨根思，还有那三十多个战友，在那一天、那一刻、那一瞬间就永远地与我们诀别、与这个世界诀别了。那些日子，我常常恶梦缠夜，醒来时还大叫一声，将旁边的人吓醒。我见过无数的生生死死，但从没像这次，一起出征的战友全死了。脑海中，总是出现那个场景，那个抱着炸药包冲入敌群的人，他那英勇、高大的身躯总是萦绕着我，挥之不去，唤之即来。还有那三十多个战友，一个个生龙活虎，能吃、能跑、能打仗，咋顷刻间就都死了？我多么希望这是幻觉，他们没死啊，他们还活着，他们是去追杀敌人，杀光敌人后又会回来的。但他们确实走了，带着使命、带着愤怒、带着短暂人生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一无所有，他们没留下丁点东西，只留下壮举，留下丹青、留下英名。他们的英名留在小高岭，留在朝鲜，镌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丰碑上！
雪 地 中 弹
之后不久，志愿军打过“三八线”，将美军赶出北朝鲜。后来的仗，几乎都在“三八线”以南打。美国人回不到“三八线”以北，很恼火，对志愿军展开更猛烈的进攻，都被志愿军打败。无奈下，于1951年7月同意停战谈判。谈判地点设在开城来凤庄，三个月后移到板门店。停战谈判长达两年多时间，直到1953年7月27日中、朝、美三方签字，才告结束。这个谈判，虽然前面冠以“停战”，但战争始终都没停止。相反，这期间，一些战斗打得更激烈，如上甘岭战役。
据杨东生的回忆记录：上甘岭战役我们没参加，是兄弟部队打的，后来看到战报，才知道有上甘岭战役。但我们也没闲着，志愿军都没闲着。我们58师在距上甘岭百里之外作战。我不记得那里叫啥地方了，朝鲜有的地名不好记。我只记得，那是52年11月，下雪，很冷。那里不见村庄，没水，很少树木，地势虽然开阔，但沟沟哇哇。这次作战，我们进攻美军的一个驻地，里头有一个营的人，我们的任务是打掉这个营，夺回地方。我们的炮兵（迫击炮），对敌人阵地打了十几颗炮弹，就哑巴了。这种情形是经常的，是我们少炮弹。我军的优势是战术灵活、步兵神勇。炮击停止，部队开始进攻。冲锋号是最有力量的，它能把迷糊中的人唤醒；把躺在地上、无力站起来的人唤起。但不能把断了腿的人唤起冲锋，就像这时的我。我斜靠在一个土包旁，两手紧紧地压住被子弹穿透的右腿。我是在停止匍匐射击，跃起冲锋时被敌人子弹打中的。此时，我腿上的弹孔，就像一只泉眼，鲜血汩汩外流。我解开自救包，拿出绷带，将大腿一圈一圈地绑扎起来。我知道，多流一滴血，人就多了一份无力。我感觉头晕，身体在寒冷下颤抖、收缩。这是人体流血后的反应。我到这时、也只到这时，才真正体会鲜血对于生命的重要！我每天看着流血、看着死亡，我的心很疼，那是难过的疼，情感的疼，愤怒的疼！今天，我被子弹打穿了，这是痛，肉体的痛，刀割的痛，撕心裂肺的痛！战场的死亡，只一部分是当场打死，更多的是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流尽血而亡。此时的我，在死于生的边缘上挣扎。战士的任务是冲锋，是射击，只有不停地射击、猛烈地射击，才能压制敌人，打死敌人。救护不是他们的事，应该是别的人。志愿军作战艰难，在于远离祖国；在于冰天雪地的极度寒冷；在于后勤没法保障，因而，大量的减员都是延误施救、无人施救或非战斗性的。我无力地躺在地上，看着天空中飘下的雪花一片片地落在身上，我身体很冷，周身不停地发抖。受伤的右腿麻木了，像一根木杵，没了感觉。我感到无助，绝望笼罩着脑海，死亡在向我靠近。我等待救助，但那是毫无希望的，就像这茫茫雪地里寻找火盆。我只能等待上帝的怜悯、眷顾。也许我等待的是漆黑，两眼闭起来的那种漆黑。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先前走的战友，他们都去的那个世界，他们发现其中少了我，就回头来寻找，把我一起带走。应该是这样吧！趁着战友们还没来，趁着还有点力气，还能想，我顺着14年走来的路，往回走，一口气走到家里。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家——大王村毛公塅，那个小小的村子，几十户人家，一两百个人。我家的房子与别人家的房子一样矮、一样旧。我的父母，他们老了，他们的脸上，露出一道道皱纹，他们的头上，长出成堆的白发。父亲，您对我已经尽到责任，把我拉扯大，当年，您是准备给我说亲的，如果成功，我如今应该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可我不孝，辜负您了！母亲。您对我付出最多心血，您生我、养我，可我刚到18岁就离开了您，生养之恩一刻也没报答过。我记得您送我时那凄凉的哭声，记得那个生离死别的时刻、您那犹如失去儿子的绝望！
我无力再想，拿出母亲给我的那两枚铜钱，攥在手上。
我终归命大，没被先走的战友们喊走，后来被救了。是朝鲜人民军打扫战场，发现我还没死，就对我施救。由于伤势严重，流血多，受冻时间久，除了能发出轻微的声音，活脱就是个死人。我被抬到一个村子，住进人家。躺下后，一个背着药箱、穿军装、戴口罩的女人给我治疗。包括清洗伤口，消毒，上药，用纱布包扎。做完这些事，她背起药箱走了。走前对房东说了一些话，我听不懂，看她手势，像是交待后续治疗的事。这个和蔼可亲的医生，走后就没再来，后面的治疗及生活起居，是一老一少两个女人。
房东就是这一老一少女人。这一对朝鲜母女，母亲四十多岁，女儿十八九岁。她们说的话我听不懂，我说的话她们听不懂。因为语言障碍，没法交流。也许她们的上级有交待，也许她们原本就爱志愿军，她们对我的关照很细心。
戴口罩的女医生走后，这对母女就开始为我服务。她们俩一个生火烧水，一个翻箱子找出几件男人衣裳，放到床边。水开了，女儿用脸盆端来一盆热水，母亲拿来毛巾，给我洗脸、擦身。女儿再拿来几块旧布，放热水中浸湿，拧干后对我双腿、双脚进行焐热。我虽然无力地躺着，但经这对母女的一番动作，周身舒服极了，是十多年从未有的感觉！慢慢地，我近似僵硬的身体开始松软，“死”掉的腿又恢复知觉，脚指头可以翘动了。微光下，我对这对异国母女投去感激的目光，抿嘴一笑！
而后的日子，这对母女经常给我换药，做吃的。这是我离开家后第一次住进家。它虽然不是我的家，但它和我的家一样，甚至胜过我的家。这个家里有女人、有温暖、有爱。这位母亲，比我的母亲更年轻，她与我的母亲一样，善良、淳朴，有一双温柔的眼睛。这位妹子，又和她母亲一样，对我体贴入微，与我的亲妹妹没啥两样。看着这位母亲，我情不自禁，有母亲多好哇！看着这位妹子，豆蔻芳龄，她就像屋外的白雪一样明亮。若当年我没离家，父亲给我说亲，那姑娘，难道不似眼前的她？人生，娶亲，生儿育女，多么令人惬意、憧憬啊！然而，这些都与我失之交臂，或许今生无缘。
后来才知道，在这个村子里疗伤的不只我一人，还有其他两个战友。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中弹而没死的人。在这个朝鲜家里，我住了二十多天，人民军把我送回咱们的部队，在一个野战医院继续治疗。离开那对母女时，因为无法语言交流，我在人民军的搀扶下，对她们行一只脚下跪礼，随即两眼模糊，眼泪簌簌流下。母女俩也噙着泪，同时伸手把我扶起。此情景，就是十四年前离家时那个情形的回放，是我人生中，经历的又一次离别之痛！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母亲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他们都牺牲在战场上。
而后的岁月里，记忆中总忘不了这个母亲、这个妹妹，每每想起抗美援朝，都会想起那个遥远的村子、那对对我恩重如山的母女！
1953年1月，在赴朝作战两年后，我拖着久治不愈的伤腿回到祖国。
后 记
杨东生回国后，在东北继续治疗。因为受伤时下雪，受冻时间长，伤口总是难痊愈。回国治疗半年后才见好可以走路。但他却留下终生腿疾，不时地会发痛。1953年6月，杨东生转到北京，以“志愿军复员大队学员”的身份休养、学习。55年1月正式退伍，回到阔别17年的老家——福建省将乐县南口区大王乡毛公塅。新中国给家乡带来崭新面貌，与17年前相比，家乡已经物是人非，人面桃花，许多地方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令他最难过的是，苦了一辈子的父母没迎来解放的春天。杨东生到坟地拜谒父母，上香后，把当年母亲给他的随身物品——两枚铜钱，放在母亲的坟前，禁不住大哭......
在上级的安排下，杨东生到县农业科工作。后调南口区、白莲公社工作。1979年在白莲乡政府退休。1997年1月因右腿旧疾复发，住进三明市（永安）第二医院，实行截肢后因体力不支去世，享年78岁。
《无名战士》转发者按：
杨珍福宗亲采访撰写的《无名战士》，描写的楊东生是将乐县白莲镇大王村人。杨东生于1938年被征入伍后即参加抗日战争，在八年反侵略战争中浴血奋战，在解放战争中随国军部队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战斗，解放全中国后又参加抗美援朝，经历过著名的长津湖等战役，是著名英雄杨根思的战友，他目睹了英雄杨根思牺牲的过程。杨东生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与敌人拼杀了十多年，经历无数次的九死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他多次立功，得到许多奖章。但他退伍回到家乡将乐后担任县，乡的普通干部默默地工作直至退休去世，他从不张扬自已的光荣经历，连他的同事们都不知道。他曾对子女说，他对比起他身边牺牲的无数战友，他能活着到退伍回家是非常幸运的，他的战斗经历没什么好宣传的。他因在战斗中腿受重伤致残，于1997年旧疾复发行截肢后不幸去世。
在我们祖国富强，全国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绝不能忘记杨东生这样不图名不图利的革命老战士，更不能忘记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我们应该学习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
（注：杨东生是将乐县公安局退休干部，将乐杨氏联谊会副会长杨木根宗亲的父亲）
《无名战士》一文转发者杨土生
